子旸看下一个十年：理解了中国巨变背后的动力，我们对未来有什么理由不乐观？（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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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，我们迎来了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。在过去的十年里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多个领域从无到有、从弱到强，用现实演绎“从量变到质变”的传奇。
然而，无论变化是好还是坏，无论进步是快还是慢，总有人对此乐观，也总有人对此悲观。
我和一些朋友的分歧之一是：对中国的时局和未来，我比较乐观，他们比较悲观。
这个“不可逆转”的进步是什么？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？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，中国社会到底有了什么彻底的、根本的发展和变化？我们取得的真正进步是什么？
是财富总量的大幅增长吗？确实，无论人均还是总量，财富实现了翻几番的增长。但这并不是最终答案，因为它没能解释财富增长的原因，也就是背后的那个巨大推动力是什么。有一项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回答，这就是朱锡庆关于知识的原创性研究。他指出：这个巨大的推动力是知识的增长。
这个社会的真正变化，是知识总量的大幅增加和知识普及程度的大幅提高。
改革开放之初，中国80%的人口是农民。他们头脑中有的是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知识。城市中的工人干部，头脑中有的是国有企业和政府计划的运转知识。股份公司、企业管理、国际贸易、现代金融等市场知识，全国也找不出几个人能明白。
改革开放之初，政府要在香港办公司。当时的中国，并不缺达官显贵，委员部长书记省长一大堆，但真说到办公司，却谁也不懂。只有曾经被打倒的前资本家荣毅仁知道什么是公司，知道怎么去香港办公司。于是，荣毅仁受命去香港创办中信公司。
到了今天，几亿农民成功地进入了城市，转换了职业，市场和私营企业在中国到处出现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两种知识——现代化的工业服务业生产知识、市场经济的契约交易知识，被数亿人从无到有地掌握了。现在，还有人不知道什么是公司吗？
过去，中国产品以粗制滥造闻名。但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，中国产品的质量就有了全面提高。在产品质量提高的背后，是无数管理者、生产者知识的快速增长。现代市场经济是高度复杂的结构，需要大量专业人士的操作和维护。
落后封闭的国家，缺乏的不仅是资金，还一定缺乏企业家、会计师、评估师、律师、交易员、分析师等专业人士。经过多年改革开放以后，这些人才在中国已经是从无到有、从少到多，水平也日益提高。
中国社会发生的涉及数亿人的知识进步，其规模和成效，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，伟大、壮观已经不足以形容。我们唯有一再惊叹市场那不可思议的力量。这才是中国这个社会最根本、最彻底的变化。那些外在的表现，比如繁荣的城市、密集的工业区、人均收入的增长、巨大的产出、产品质量的提高，都是知识增长的结果。
“在任何阶段，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是知识增量（获得新知识）……稀缺的本质是无知。”（朱锡庆：《知识笔记》）
改革开放之初，邓小平提出“不争论”。现在看来可谓至关重要。邓小平意识到，包括他在内的中国人，对市场的知识很缺乏，并且，绝大多数人不知道、不承认自己的这种知识缺乏。这时的争论一定是低水平的。争论话题只能是互指对方不符合马列主义。这种争论除了制造社会分裂、妨碍发展以外，没有任何益处。
中国人当时对市场的无知是不知道自己无知。这种无知之下，人们根本意识不到需要学习，更不知道要学什么。中国社会解决这个无知的方法很正确，那就是对外开放，引进外资，让了解市场的人来中国办企业挣钱。他们不是教育家，他们也没想教育谁。但大量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结果是：市场经济以完整生动的形象展示在无数中国人面前，并且邀请他们亲身加入其中，不但无须学费，还可以同时挣钱养家。
朱锡庆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创观点：知识是活动的副产品。大量的知识，都是无法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和传递的。人们习得这种知识的唯一办法就是参与相应的活动。活动本身自有其目的，有其主产品。在企业工作，是为了挣钱养家，但在活动中，人们同时也会获得知识这种副产品。
一个国家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，其间的变化是脱胎换骨的，需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参与。这些成员，原来只掌握计划经济的知识，现在，需要他们掌握一套全新的市场经济知识。
在几亿人的范围内传播这种知识，学校教育显然是无力胜任的。大量涌现的内资外资企业，在谋利的同时，也为人们提供了学习的机会，不知不觉中就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人们有机会一边挣钱养家，一边学习现代生产和市场经济的种种知识。人们头脑中知识的转换，不声不响地展开了，且日益深入。
中国的一个重要先天优势在于有港澳台这样的知识输入源。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，香港、台湾在传播市场知识方面发挥了巨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外资企业很大部分就是港台企业。大陆和港台之间没有语言隔阂，人们可以直接交流。这些企业在传播市场知识方面，效果极佳，作用极大。
说到市场经济知识，另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是温州。改革开放以前的温州，地少人多，格外贫瘠；改革开放以后，却一跃成为中国最繁荣富庶的地区之一。原因何在？如果从知识的角度解释温州的成功，就豁然开朗了。
改革开放之初的温州，虽然看上去很贫穷很落后，但在那时，温州人其实已经有一项因素领先全国了。温州的农业条件很差，所以，自古以来就有外出经商的传统。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，温州人也想尽各种办法到各地去做点儿买卖。虽然是小商小贩，但那也是正宗的市场交易。他们掌握了很多市场经济、自由交易的知识。改革开放以后，这种优势有了用武之地。温州人头脑中的市场经济知识迅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财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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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反，一些原来国企密集的地区，比如东北，改革开放之初，账面上的财富很可观——巨型的工厂、密集的铁路网、大量熟练工人、完善的教育体系。但实际上，国企比重越大，该地区的人市场知识越匮乏，市场观念越落后。双方的知识差距已经存在。
如果继续实行计划经济，国企密集地区可能还会保持表面上的领先。但环境变了，市场经济来了。他们头脑中的知识缺陷就暴露无遗了。旧知识已经无用，可是由于体制羁绊，故步自封，他们没有机会迅速更新知识，就只好眼睁睁看着知识领先的温州在创富的道路上快马飞奔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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